国企改革“关键三年”：“四力”变“五力” 强调“创新力”

11月12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在近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政策和新文件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表述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会议首次提出“未来三年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历史阶段”。相关领域的专家向《国家商报》记者分析，结合会议的相关声明，这意味着继此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的顶层设计有望出台。

此外，会议延续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中的有关论述，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由原来的“明显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四大力量转变为“全面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五大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阶段总结

这次会议对于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多重要？这是许多市场和行业人士密切关注的话题。

从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定位来看，其主要职责是设计国有企业的顶层改革，研究和协调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大和难点问题。其领导人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禾。

会议草案一公布，学术界马上注意到一个全新的说法:“未来三年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呢？

《国家商报》记者在查阅相关文件和资料后发现，2015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次会议召开时，距离2020年还不到50天。为确保《意见》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路线图”全面完成，必须“走完最后一英里”。

此外，2020年后，对于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意见》的基础上设定新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强调未来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在接受《商业日报》采访时也表示，会议提出“未来三年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这是在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阶段性总结的背景下做出的回应。

新的顶级设计有望发布

在《意见》设定的2020年目标即将到来的背景下，本次会议是否提出了“关键三年”的表述，即会有一个继承《意见》的国有企业改革新阶段的顶层设计？

记者注意到，会议提出:“要落实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进在接受《商业日报》采访时表示，今后，有关方面将在坚持原国企改革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新阶段的改革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新的顶层设计方案将不同于目前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国企改革从2015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运行了四年。

李进分析说，新的顶层设计目前应该在考虑之中，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推出。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要求，从国家总体战略出发，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提升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从2015年到2019年，提出了“四股力量”，特别是第一次提出要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力”。它背后反映了什么变化？

对此，李进表示，在许多重要会议上提到的国有经济的“创新力”，意味着国有企业要努力加快科技创新。今后，要建设更多依靠创新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先发优势。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要加强国有企业与各种所有制企业、各种主体的整合与创新。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在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上说:“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在重要领域和长期创新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将制定量化和可衡量的改革指标

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三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对此，会议明确提出要“提出明确的任务和措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监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强化金融硬约束、减少和规范补贴、完善激励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等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量化、可衡量的具体指标。”

李进对此发表评论说，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会议“确立了”改革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发表的许多重要文件一致，本次会议继续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会议强调需要"制定量化和可评估的具体指标"，这也反映了执行的明确目的和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今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任务还包括“加强财政硬约束”、“减少和规范补贴”等。

《国家商报》记者注意到，此前相关部门已经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相关主管部门也公开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公告。例如，去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该文件从指标约束、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三个方面突破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具有“硬约束”，建立了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