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银保监局：让债委会成为“营养师”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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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木东

从濒临破产到重生，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上半年，钢材销量313.22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营业收入115亿元，利润6.16亿元。

而三年前，重庆这家老牌国有企业因连续经营亏损而资不抵债，陷入了严重的商业和金融危机。股票面临退市的风险，企业濒临破产。

针对上述问题，2017年初，重庆银监局指示16家债权银行成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务委员会”)，推动重庆钢铁公司司法重组成功。当年企业实现利润，a股复牌，164.91亿元银行债权全部得到担保，普通债权偿还率达到100%。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是债务委员会运作下的典型案例。11月21日，在银保行业第242次例行记者会上，重庆市银监局党组成员、一级研究员金介绍了该局在引导银行业发挥债务委员会机制优势、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大力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

自2016年以来，重庆依靠债务委员会帮助了191家困难企业，增加贷款169亿元，更新贷款3266亿元，化解风险1676亿元，成功化解了重粮股等企业风险。截至今年9月底，重庆已成立1340个企业(集团)债务委员会，涉及表内外融资2.09万亿元(含境外企业融资)，覆盖全市绝大多数规模以上企业。其中，民营企业800家，占59.7%。

目前，债务委员会已从“紧急医生”扩大到“病人”，从“外科医生”扩大到“非病人”。

“通过覆盖企业扩张和规范的债务委员会，债务委员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查明企业风险基础、防止企业发放长期信贷和过度信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说，目前，债务委员会不仅是化解地区金融风险、帮助困难企业脱困的重要制度工具，也是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抓手。然而，债务委员会的运作存在一些问题。

她说，社会对债务委员会职能定位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组成债务委员会的企业是困难企业还是问题企业”上，这导致了思想上的关注和企业行为上的偏差。从一些大企业早期暴露的债务风险来看，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往往在风险暴露的最后一刻寻求债务委员会，这就错过了援助的最佳时机，增加了援助的难度和成本。“建立一个债务委员会是为了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它还可以防止银行急于求成，给企业过多的信贷和长期信贷。”金强调，这也是更多地发挥债务委员会职能的原因，以治“不病”。

此外，企业降低风险、摆脱困境的主动性也不够。为了化解风险，风险企业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在稳定局势后积极开展自救。仅仅依靠债务委员会无法单方面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一些企业不愿披露真实信息，对债务委员会持负面态度，因此债务委员会很难全面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或者“等待需求”的想法更严重，过度依赖外部援助和协助，缺乏有效的自助计划；也有企业在风险缓释过程中观望，不愿真正与债权人合作，采取资产重组、降低成本、裁员和提高效率等措施，风险缓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外，债务委员会更依赖于自律。在实际工作中，仍有部分债权人单独行动，容易导致其他债权人的攻击，形成“破窗效应”，影响企业债务风险化解的力度和节奏。

针对这些问题，金透露，下一步，重庆银监局将重点探索和完善债务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推动区域经济金融进一步优质发展。一是短期推广自助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企业(包括股东、投资者和实际控制人)自助主体责任的落实，“一企一策”帮助和救助有困难或有问题可以挽救的企业，不仅促进了企业债务结构的优化，也促进了企业参与重组和转型，从根本上治愈了“病灶”，提高了效率。第二，中期风险预警。债务委员会成员单位共同加强对企业资金的日常管理和控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融资规模和债务偿还情况，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处置方案，防止“一刀切”的不合理“放贷、压贷、断贷”。第三，长期推进信用文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托债务委员会机制，改变“依靠大户”、“跟风”、“跑快”的旧信贷文化，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同时，让银行重塑信用理念和信用原点回归，进一步有效维护金融债权，规范信用秩序，更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