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度股票 质押风险缓释

我们的见习记者谢玉元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发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股票质押式回购风险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19年第二季度，沪深两市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规模持续下滑，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清算风险可控，但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信用风险有待进一步缓解。

股票质押风险呈现缓释趋势

第二季度，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股指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股票质押的整体风险自去年以来继续呈缓释趋势。

总体而言，自第二季度以来，业务规模持续下滑，成交金额占比偏低。数据显示，截至第二季度末，沪深股市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余额为1.0694万亿元，较第一季度末下降5.0%，延续了2018年2月以来的持续下降趋势。沪深两市回购质押股票的总市值为2.1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9%，较第一季度末下降0.6个百分点，较2017年末峰值下降2.3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沪深两市通过二级市场违约处置平仓，累计平仓52亿元，日均平仓9000万元，略低于第一季度，约占两市股票日均成交量的十分之一。

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风险相对集中，因此有必要加强化解。深圳证券交易所表示，截至第二季度末，206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回购质押股份的行为违反了合同，因为这些股份低于约定的履约保证水平。除部分谈判延期和追加质押外，154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被证券公司宣布违约处置或被法院冻结。其中，85%的股东在2018年底采取了相关措施，表明质押风险分布相对集中。

今年上半年，上述154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平均下跌4.3%，明显偏离了市场主要股指的上涨趋势，市场反弹并未降低其违约风险。其中，去年31家控股股东发生部分股权质押式回购违约后，今年又发生新的违约事件，违约金额从去年底的45亿元增加到今年的151亿元；同时，108家上市公司存在业绩大幅下滑、债务、资本占用、违规担保等风险或问题。控股股东的信用风险与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交织在一起。

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

自2018年10月以来，许多政府、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参与解决上市公司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风险，对缓解股票质押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证券公司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统计数据，截至第二季度末，已完成的救助项目涉及224家上市公司，金额约为861亿元，分别比第一季度末增加760亿元和277亿元，增幅分别为51.4%和47.4%。其中，86.2%的救助对象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81.7%的公司是民营企业；在纾困方面，股权转让等股权方式和质押融资等债权方式分别占50%、49.8%和49.9%。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二季度，当证券公司向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违约时，有五分之一的违约金额是由于股东部分债务被救助后其他债务的违约造成的，表明其质押风险并没有随着救助而完全解决，救助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扩大。

目前，各省市对上市公司的救助仍在继续。最近，江苏省委、省政府根据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促进江苏省民营企业金融优质服务的若干政策》，指出为化解民营企业的资金链和高杠杆风险，支持设立民营企业救助基金。帮助民营企业化解高债券支付压力或高股权质押比例等流动性风险。在政府的引导下，省金融企业资产管理计划和省股权投资机构M&A基金被用来煽动社会资本共同设立一个总计约100亿元人民币的救助基金。支持地方政府设立监管部门认可的救助基金，鼓励资产管理产品和保险基金参与合规。

各方共同努力化解股票质押的信用风险

今年7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的上海证券公司股票质押专项培训研讨会上，中国证监会负责人表示，证监会已采取多项措施支持上市公司的救市工作，如组织交易所债券市场推出信用保护工具试点；鼓励合格机构发行专项债券进行纾困。同时，中国证监会还支持证券基金机构制定资产管理计划。截至目前，各类救助资金的目标规模已超过5000亿元。

深交所认为，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的关键是化解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信用风险，相关各方需要各司其职，制定综合政策，发挥更大作用。

股东应该尊重市场，及早发现和应对风险。防范和化解股票质押风险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然而，由于对个人控股股东未能质押股份的风险特征和传导机制的充分认识，他们对问题重视不够，错过了化解风险的机会。控股股东应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主动尽职自救，主动化解风险。

同时，证券公司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优势，将股东救济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结合起来。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可以在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化解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违约质押，上市公司也陷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可以提供并购、资产注入等一揽子服务。为上市公司解除控股股东的同时，通过整合资源和产业升级化解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的风险。

深圳证券交易所表示，参与纾困的各类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努力。在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的同时，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完善内部激励约束制度和尽职调查豁免制度，实现资本投资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以产品创新推动风险缓释，为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的风险缓释提供支持。